
“程一鸣到底是卧底永华证券,还是叛徒?”这个问题,吵了六十多年,至今没人敢拍板。
1964年12月,广州的冬天湿冷刺骨。一个裹着旧呢大衣的男人,拎着一只磨边的皮箱,慢吞吞地跨过拱北口岸的石阶。没人多看他一眼,他边检员打了个哈欠,路人裹紧围巾匆匆走过。

谁能想到,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,箱子里装的不是冬衣,而是一颗足以炸穿台湾情报系统地基的“定时炸弹”:200多个潜伏特务的姓名、联络方式、接头暗号,外加密码本、秘密电台、五把无声手枪,还有两百多发子弹。每一样,都沾着血,也藏着命。
他叫程一鸣,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的少将组长。可就在这一天,他亲手撕掉了自己的“敌方身份”,把后半生押回了大陆。

这事要是搁今天,热搜第一得挂三天。编剧都不敢这么写:早年是地下党员永华证券,后来“跳槽”进了军统,一路干到少将,说实话,像这样的身份反转,一般的人还真做不到。
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,在1949年国民党溃败南逃,他跟着撤到澳门,按常理,该死心塌地为“党国”卖命了吧?结果呢?他在澳门一待十五年,表面是情报站长,背地里却悄悄整理名单、清点武器、归档文件,像在打包一份迟来的“退货申请”。而这份“退货”的签收日,正是1964年12月13日。
你肯定想问:图什么?名?利?高官厚禄?可他回来后,既没当大官,也没上报纸头条(那会儿连电视都稀罕),只是默默做了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主任,干些侨务、对台联络的“边缘活”。晚年写回忆录,字字冷静,却句句带钩——连军统老鬼沈醉都忍不住感慨:“老程记的那些事,比我们自己还记得清楚。”

于是,那个老问题又绕回来了:程一鸣,到底是谁的人?
时间回到1920年代,那时的他,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,白天在工厂奔走,夜里印传单、贴标语,1926年正式入党,在上海的弄堂里钻进钻出,风里雨里,刀尖上跳舞。可1931年,他突然脱党,两年后竟站在了复兴社特务处的讲台上永华证券,教新人如何盯梢、如何审讯、如何“让一个人消失得无声无息”。
这转折,比八点档狗血剧还离谱。有人说他被策反了,有人说组织内部出了问题,也有人压低声音猜:他根本没叛,只是奉命“打入敌人内部”。你想啊,一个真叛徒,会几十年如一日地“拖后腿”吗?

军统圈子里,程一鸣的“低效”是出了名的。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桩事:有回徐远举急着抓一批地下党,材料递到程一鸣桌上,他居然称病,拖着不批,最后行动黄了。这在军统——一个动辄“失踪”“暴毙”的地方——简直是自杀行为。可奇怪的是,他不仅没被清算,反而一路高升,从西北区少将区长,到军统第三处处长,抗战胜利后还坐上了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的头把交椅。
这就邪门了。戴笠是什么人?疑心比针尖还细,手段比寒冬还冷。手下但凡眼神飘一下,都可能被送去“喝茶”。可他对程一鸣,关过、查过、审过,最后却只能放人,还继续重用。这不是糊涂,就是,他手里真没证据。

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,藏在1986年。那年程一鸣去世,追悼会不是由普通统战部门操办,而是由广东省安全厅和政协联合主持。安全厅啊!那是干啥的?专管反间谍、反渗透、反一切“看不见的敌人”。一个普通的“起义人员”,能让安全部门出面?背后没点深水故事,谁信?
再回头看1964年他回归那天,两岸反应堪称“冰火两重天”。大陆这边,副省长林李明亲自接见,礼遇有加;台湾那边,蒋经国一听消息,当场摔了电话,国民党档案上狠狠记下两个字:“叛变”。一边是握手言欢,一边是咬牙切齿,恰恰说明,程一鸣带回来的,不是情报,是命门。
他不是两手空空来“投诚”,而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“投名状”。这份“投名状”,直接让国民党在华南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情报网土崩瓦解。多少潜伏者一夜之间身份暴露,有的仓皇出逃,有的锒铛入狱。可以说,他一个人,干翻了一个系统,确实是非常的优秀。

可他自己呢?没要奖金,没要职位,甚至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。晚年写回忆录,也不是为了洗白或邀功,而是想把那段血与火、忠与叛、真与假交织的岁月,原原本本留下来。他曾对人说:“历史不该被遗忘,哪怕它充满矛盾。”
如今回望程一鸣的一生,就像看一场没有剧本的潜伏大戏。他在黑白之间游走,在忠诚与伪装中挣扎,随时准备调换身份。也许他早就选定了方向,只是用“平庸”作掩护,用“低效”当盾牌,在敌人眼皮底下,默默守护着另一种信仰。

有人说他是深埋多年的红色特工,有人说他是良知觉醒的起义者,也有人说他不过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。但无论哪种说法,都绕不开一个事实:在最关键的十字路口,他选择了回家,回归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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